汤钊猷院士的中医人生｜“中西医结合”不同于“中西医并用”
“中西医结合”的精髓在于中西医互补长短，目的是进一步提高疗效，完全不同于“中西医并用”。在老百姓的脑子里，常以为用了西医治疗，再加中医治疗会更好。而笔者从医六十余年所看到的结果，“中西医并用”虽有时会提高疗效，但有时却会降低疗效，甚至还不如不用。（1）“中西医并用”对付癌症降低疗效的实例：在前文“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体会”这一节中有这样一段：“出血率与中西医结合攻与补的关系：当西医攻中医也攻，出血率达39.8%；西医攻中医改为攻补兼施，出血率降至20.2%；西医攻中医用补法，则出血率仅12.2%。生存率与中西医结合攻与补的关系：中西医适当的配合在降低出血率的同时，可以看到生存率的提高，但只看到晚期病人治后半年生存率的提高，而未看到一年生存率的提高。西医攻的剂量大小，以及是否合并免疫治疗也有同样影响：如应用化疗的一年生存率，小剂量者为25.9%，中剂量者为16.8%，大剂量者仅为4.3%。合并与不合并免疫治疗者，一年生存率分别为26.0%与11.3%。”这一节说明，有时会“好心办坏事”。当年基于救治病人心切，那时没有深入学习中医理论，以为在西医应用化疗攻癌的同时，再加中医的“攻癌”（清热解毒、活血化瘀、软坚散结等），效果会更好，然而事与愿违，结果更差，比不用中药更坏。（2）“中西医并用”对付感染降低疗效的实例：前面一段是关于对付癌症“中西医并用”和“中西医结合”的异同。这里打算再举一例，说明在对付感染方面“中西医并用”和“中西医结合”的异同。其实这在前文中已述及。年笔者老伴因尿路小结石感染住院，不幸并发吸入性肺炎，医生提出需做气管切开。由于老伴是“西医学习中医者”（几年前当笔者家兄因脑梗瘫痪合并肺炎时，监护室医生也曾提出需做气管切开。而老伴认为可以通过中医“肺与大肠相表里”的理论，用中药缓泻，可以减少肺部痰液量而减轻肺炎。果然，只花了十几元钱的缓泻中药，都不是苦寒之品，煎好立即从胃管灌入，第二天大便4～5次，痰液立即减少，从而免去气管切开。直到3年后家兄离世，也无须做气管切开），于是笔者便提出能否请中医会诊，参照“肺与大肠相表里”的理论，试一下合并中药，看能否避免气管切开。这个建议自然被采纳。很快高年资中医教授来会诊，开了如下处方：炒莱菔子18克，南葶苈子45克，鱼腥草（后下）45克，光杏仁（后下）9克，光桃仁10克，白前10克，制半夏12克，浙贝母18克，金银花20克，黄芩30克；外加安宫牛黄丸。但服用后大便次数一天十余次，出现明显的机体混乱，几天后西医建议停用中药，最终自然免不了做了气管切开。笔者不是中医，不敢妄议。如果单独请中医来看没有经过西医治疗的肺炎，笔者估计这个处方是无可非议的，然而在西医已用了大量抗菌药物（应属十分苦寒之品）基础上，中医再重用“清热解毒”之剂，是否值得商榷？笔者以为，从治疗肺炎角度，中医和西医都没有错，然而两者合用，效果并不理想，问题可能出在不是互相取长补短，而是不必要的“重复”。如同前面对付癌症，西医“攻癌”+中医“攻癌”，效果反而更差。后来笔者又看到一些报道，一些知名老中医认为，对老人、老干部肺炎等发热，多属“阳虚发热”，此时应该用扶正的中药，所谓“甘温除热法”，如补中益气汤，常用人参、黄芪、炙甘草、当归等；认为气虚或血虚发热，应以益气养血为主，不可妄用苦寒药物，以免耗伤人体的阳气。笔者体会，这些老人、老干部的肺炎，西医大多都已用大量抗菌药物（苦寒之品）治疗，所以如果合并中医治疗，则中医宜“补”而不宜“攻”；应用“肺与大肠相表里”时，也只宜缓泻，不宜峻泻。其实笔者老伴在离世前，对“中西医结合”和“中西医并用”也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历。上面所述的是反面的经历。而在此前曾有过正面的经历，那就是老伴年末次肺炎后，没有接受追加的抗生素治疗，而是出院停用抗菌药物，使用“生脉饮”（人参、麦冬、五味子），有大半年的时间病情稳定。相反，前几次肺炎、丹毒、败血症，虽然都追加了抗菌药物，但2～3个月后便又严重感染复发。提示《黄帝内经》所说：“大毒治病，十去其六；中毒治病，十去其七……无使过之，伤其正也。”作用强烈的抗菌药物，至少应属“中毒”（因为曾导致明显黄疸、凝血机制下降等肝肾功能障碍），过犹不及。此时如能合并应用中医“补”法，疗效就可能提高。为此，“中西医并用”，一旦疗效不好，就会导致否定“中西医结合”这条道路。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认为要实现“中西医结合”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，甚至需要几百年的时间。因为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，在西医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之前，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。推荐阅读汤钊猷，男，年12月出生，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，肝癌早诊早治奠基人。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，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。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、医院肿瘤外科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曾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、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、中华医学会副会长、上海医科大学校长。他在国际上最早系统提出“亚临床肝癌”概念，主编英文版《亚临床肝癌》专著，使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提高一倍，使肝癌从“不治之症”向“部分可治之症”转化。近年来又投入“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”，在国际上最早建成转移性人肝癌裸鼠和细胞模型，并成功用于肝癌转移的研究。2次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，90余次在国际会议作特邀演讲，主办7次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并任主席。主编专著9本，参编国际专著16本。发表SCI肝癌研究论文篇，被引用次，在肝癌领域全球排名第3。年获美国癌症研究所“早治早愈”金牌，由此奠定了我国在肝癌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。以第一作者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三等奖2项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，中国医学科学奖，中国工程科技奖，吴阶平医学奖。还曾获白求恩奖章、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、上海市科技功臣等荣誉称号。耕铭中医GengMingT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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